吴永锋：对中国过去几年、当下及未来养猪行业的分析评论（一）

注意：以下文字仅代表个人见解，涉及国家、经济、社会、行业等层面等不当或不对观念或观点之处，请专家斧正，本人虚心接受。

对中国过去几年、当下及未来养猪行业之我见

（一）

《未来3-5年内，南方的猪料商业饲料企业将一片哀鸿……》

2021年元月，当时国内猪价还正处于一飞冲天的“风口上”，我曾写了一篇未曾公开的文章（当时仅限于小圈子进行阅读）——《未来3-5年内，南方的猪料商业饲料企业将一片哀鸿……》，我也将当时判断的商业逻辑（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行业、从业人员、地方政策等）复述一遍：

商业逻辑：

1、猪料商业饲料企业的“根”在家庭农场和适度规模化猪场。如果家庭农场和适度规模化猪场在市场上消失了，商业饲料企业的“根”也就不复存在了。

2、在南方区域，2012-2017年高度且集中的环保拆迁、禁养区划分（多实质为政府禁养）等，将大量的散养户、中小型养猪场、适度规模化猪场淘汰出局（注：预估至少淘汰30-40%的散户、家庭农场）。

3、2014-2018年国家层面的“南猪北养”和“供给侧”改革（去产能），进一步从政策和商业市场压缩了散养户、中小型养猪场、适度规模化猪场的生存空间（注：预估通过市场及商业竞争淘汰10%左右，主要是散户）。

4、在南方区域，家庭农场和适度规模化猪场大面积感染“FW”集中在2019年2-8月份之间，由于猪场管理人员防控意识及经验因素、南方水系密布及水源污染、非可控因素（甚至人为）等，大量的家庭农场和适度规模化猪场处于空栏状态（注：预估至少淘汰20-30%的散户、家庭农场）。大量感染感染“FW”后的猪场由于未获得后续时间的猪价红利（2019及2020年），且这一群体由于资金较匮乏而无法进行融资复产，只能陆续被动离开养猪行业。

5、部分感染“FW”后，还留有少量资金或融资渠道的家庭农场和适度规模化猪场进行复养，但该群体整体复养成功概率较低。故：复养失败的猪场基本上是意味着信用破产；即便复养成功，但由于错失了猪价高度红利期，所以在实际生产中，存在资金极度紧张+经营极度艰难等问题。

6、在南方区域，除了地方政府对中小型养猪场大多数不太待见之外，新建养猪场涉及：立项、土地流转、环评、林业、水土保护、道路、附近政府及村民关系等等，这一流程极其繁琐、耗时较长、关系复杂，这些问题不是一个农民或者小型养猪场农场主处理得了的。

7、“FW”一年后，猪价一飞冲天。在特定的时间段和特定政策背景下（保供应、“菜篮子过程”市长负责制、地方保护主义等），并与国家、地方政府、社会等对CPI指数、环保、食品安全及溯源、投资政绩、地方政府管理简单化等等因素相互交织中，加速了大量资本无序进入、企业“赌徒性”扩张。

8、寡头、集团性企业利用资源、资本、利益等优势，获得大量不平等竞争的优势（土地流转、立项、融资途径多渠道且低成本、地方政府关系、部分低成本进口原料配额、行业政策性补贴等），在南方某省份，前三名集团企业母猪存栏量已经占全省60-65%以上且还在扩大。寡头、集团等企业大肆圈地、扩张，动不动就是项目立项50-100万头、投资几十个亿。试想，如果一个县域内达到100万出栏量，该县域及周边县域还需要养猪吗？故：“大树底下，寸草不生”。而更可怕的是，这一特征正逐步形成模式。

当前结论：

1、以上因素导致南方区域散养户、家庭农场和适度规模化猪场在占行业比例大幅度下降（整体预计下降了约60-70%以上），这也意味着猪料商业饲料企业将失去这60-70%市场份额。

2、南方的农民、中小企业由于无法处理好养猪合法性中的复杂流程，几乎完全丧失了祖祖辈辈具有的“养猪权”。大量失去“养猪权”的农场主、从业人员及流通服务配套人员（饲料经销商、兽药店、疫苗、猪中介等）只能通过“城镇化”和劳动力转移，进入其他领域。

3、家庭农场和适度规模化猪场在责任心、精细化管理、成本优势等等领域有着高度的生产效能和商业竞争力（注：2021年前，家庭农场生产成本预计低于寡头或集团性企业120-150元/头；2021年后，家庭农场生产成本预计低于寡头或集团性企业230-270元/头。），但在南方区域，这些已经不能成为市场竞争力，因为在南方养猪业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商业逻辑和市场竞争行为（市场竞争主体已经不在市场学和经济学层面）。

4、由于政策、市场的惯性特征，以上宏观背景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较大转变。唇亡而齿寒，失去了家庭农场和适度规模化猪场这个“根”，南方的猪料商业饲料企业将一片哀鸿……，南方大量的猪料商业饲料企业将销量大幅度缩减、大面积裁员、经营逐步越发艰难，至2023-2024年，预计南方大量的商业饲料企业出现倒闭潮。

南方家庭农场及商业饲料业的未来：

未来3-5年内，如果国家政策和地方政府政策、资本和金融、社会、行业等若不出现大的转变。则：整体而言，南方区域的养猪将较继续高度集中在寡头、集团等企业手中，家庭农场和适度规模化猪场的生存空间被大幅度压缩。

除非出现以下一系列改变：

1、中国的城镇化进程（全国已经达到65%以上，南方城镇化率更高）必须得到控制或抑制，南方农村“空心化”（只剩下老弱病残的老人）必须得到国家的重视并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。

2、国家层面给资本设置“红绿灯”这一政策进入养猪行业，压制资本在养猪业无序、疯狂进入。

3、国家、地方政府对家庭农场、中小型猪场的建设通过一系列简化措施（难！！！因为国家整体层面已经进入“依法治国”的运行体系），让失去“养猪权”的农民和家庭农场重新获得“养猪权”。

4、在市场行为和竞争中，寡头、集团性企业在自身经营、管理中出现问题，主动缩减产能，该产能释放到家庭农场、适度规模化猪场中。

5、家庭农场、适度规模化猪场同种植户进行联合，实行种养结合和土地承载，新的模式（养殖+种植）被政府认同并加以推广（解决南方“三农”问题及农村“空心化”问题）。

6、南方“三农”问题及农村“空心化”问题成为高度且迫切的社会化问题，国家层面为解决以上问题，实施新的刚性政策。